互联网之都为何瞄准制造业？请回答杭州2019

无工不富、无商不活。老话告诉我们，制造业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。
近日，杭州召开全面实施“新制造业计划”动员大会。而更早之前，杭州政府官网就率先挂出了在本次大会上对外发布的《关于实施“新制造业计划”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》 下称《意见》 。据其内容，“新制造业计划”的目标是，“形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‘双引擎’，再造杭州发展新优势”。
在外界看来，这是杭州作为以电商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大市，向工业这块短板发起冲击的强烈信号。
杭州制造业有多薄弱？根据2018年数据，杭州三次产业占比为2.3：33.8：63.9，与服务业占比不断增加且占绝对优势相比，制造业则显得不那么受“待见”，多年来占比“节节败退”。在同属“万亿级俱乐部”的城市中，杭州制造业占比仅高于北京、上海等少数城市。
事实上，不少城市正在以杭州为标杆，进一步做强服务业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，杭州却提出要坚决把思想从“制造业过时论”“制造业低效论”“制造业低端论”三个认识误区中解放出来，意欲何为？
“双引擎”
位于制造业云集的江浙地区，历史古城杭州的“发迹”自然离不开制造业的基础作用。
与大部分城市发展类似，杭州的第一经济也经历了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。
根据杭州本地媒体报道，上世纪整个80年代，杭州工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50%以上，特别是2002年到2005年，杭州工业产值连续迈过4个千亿元大关，突破了5000亿元。
直到2007年，杭州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工业，宣告了杭州从1958年起，工业作为第一经济的50年历史终结。
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，无疑是带动杭州第三产业发展的幕后“功臣”。
数据显示，2018年上半年，在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带领下，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1316亿元、增长36.6%，增速连续7年保持30%以上。
但正如木桶理论，制造业的短板开始对杭州颇具优势的服务业发展造成限制。
早在2年前，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赵一德曾提出“六问杭州”，在面对“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能力有没有达到一流”的反思中，杭州提出，要“大力提振实体经济”，打造“制造强国”和“网络强国”两大国家战略融合发展的“中国制造2025”示范区。
究其原因，有人分析指出，杭州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础偏“软”，缺乏基础层研发，且技术突破不足。尽管也有海康威视(002415)、大华等企业，但更多的信息经济企业是应用开发型的。
打造数字经济与制造业“双引擎”，对于杭州而言，既是“补短板”，又是在现有经济结构下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。
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认为，吸取国际制造城市的发展经验，同时在技术革新的需求下，服务业大市杭州也需要更多制造业，由此，城市产业结构能够更为完整和稳定。
在动员会现场，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自我剖析，直接指明杭州制造业存在的“五个明显不足”：总量明显不足、增速明显不足、投资明显不足、产业层次明显不足、企业吸附能力明显不足。
根据《意见》，杭州提出了“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服务化”发展目标。
具体而言，到2025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，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，年均增速10%，其中，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4.0%，建设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3家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5家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45家。
倒U型反转
在杭州谋求产业转型的背后，是制造业新的发展趋势。
根据周江勇的说法，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根基，是杭州确保继续走在前列的底气，而应对新的情形，杭州的做法是，“要实现由微笑曲线向武藏曲线的倒U型反转”。
1992年，微笑曲线由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提出。这条U型曲线左右两边升高的部分代表着研发和销售，中间较低的部分则对应的是制造业的生产和组装环节。
根据施振荣的说法，曲线的高低代表的是该制造业环节附加值的高低，据此曲线，研发和销售被认为是制造业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。
在该理论指导下，城市对研发和销售趋之若鹜，大型制造企业的研发和销售部门被引进各城市。在“世界工厂”的称呼之下，城市急于摆脱仅作代工的印象，研发销售则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手段。
而在2004年，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所长中村末广提出了与微笑曲线完全相反的“武藏曲线”，颠覆了大众对于制造业的认知。在他看来，制造业真正丰厚的利润源其实在“制造”环节。
两种曲线实际上代表了两种生产模式。中国科学院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指出，在微笑曲线中，制造环节更多指向的是“外包”模式下的制造。
具体来说，上游的研发端掌握核心技术，具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可以拿走大部分利润；下游的营销环节面向市场，企业的品牌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，具有巨大的溢价能力，也可以分走利润；而位于中间的生产制造早已标准化，而且制造能力已经供过于求，缺乏议价空间。
在许多人看来，武藏曲线能够扭转这种“扭曲”的状态。
“但营销优势要变成生产制造的优势是很不容易的。”吕本富认为，一般来说，在精密仪器、医疗手术仪器等领域才可能出现制造环节利润突出的情况。因此，过去，武藏曲线只有在日本、德国、瑞士这类拥有较长制造业历史的国家能够出现。
突出制造环节，需要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生产模式。在精密制造业并不够发达的杭州，尤为如此。因此，对于杭州，一方面要培育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另一方面则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、保护传统经典产业。
如周江勇所说，要实现这种转变，“关键在于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”。
制造业“回归”城市？
“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”，在同一天于合肥举办的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上，中国再次强调了提升制造业的重要性。
事实上，除杭州外，更多城市踏上了“回归”制造业的道路。
上海提出再战工业，制定出台了巩固提升实体经济的50条政策意见，明确提出，要确保制造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不低于25%；
南京则提出“四五六”目标，通过两年努力，到2020年全市工业投资占比要达到40%以上，江北新区工业投资占比要达到50%左右，六个郊区投资占比要达到60%左右。
无论是上海、南京还是杭州，一个趋势是，制造业再次向一线、二线城市聚拢。
其原因在于，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正加速与制造业提升“绑定”。陈宪指出，新技术正在重新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。服务业的提升已离不开制造业作为“平台”的提升，服务往往都要通过制造来实现。比如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各项服务离不开智能手机的不断更新换代。
一个疑问，当前制造业正在全球进行再定位、向中国中西部甚至东南亚国家寻求新的发展空间，这些一二线城市的吸引力还有多少？
此前，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分析指出，尽管杭州吸引的互联网人才、服务业人才正在提升，但伴随而来的是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价格的提升，这些都为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障碍。
事实是否如此？城叔与参与四川产业布局的专家聊了聊，他倒出了苦水：
较低的成本仍然很难吸引制造业的落户，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进入，它们看重的仍然是营商环境、市场、人才和科技等因素，这些都是一、二线城市的强项。
长期以来，中国制造业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，被贴上低端、低成本、低附加值和“微笑曲线”底部等标签，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处于跟随、模仿和从属地位。而今，随着一二线城市在数字化、网络化技术方面的不断发力，中国制造业正在迎来告别微笑曲线底部的曙光。
而在解决成本问题方面，也有了更多新的探索。在杭州，制造业承接带肩负起了产业转移的任务。与此同时，杭州先后实现了萧山、临安、余杭等地的撤县设区，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。
陈宪指出，城市对工业用地容积率的要求，或许能够随着低污染、低能耗的新兴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而得以摆脱。“以后的制造业建筑可能就跟写字楼一样。”他说，“随着容积率的提高，制造业的成本也能降下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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